康有為與梁啟超之間的恩恩怨怨
人民出版社副編審、歷史學 博士
康、梁關係的演變是耐人尋味的。應該說，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國歷史上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人物，都曾為使中國由封建制度轉向資本主義制度做出過自己的貢獻。然而，在歷史的轉折與大變革面前，一個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絕接受新事物和新變化；一個善於吸收，因時而變，努力掙脫傳統事物與文化的束縛，師生的分歧乃至最後分裂是理所當然的。
康有為是梁啟超治學和從政的導師，二人均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與近代歷史的發展進程息息相關。
一唱一和康有為出生在世代學習理學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聰明，但對科舉考試興趣不大，多次參考，均名落孫山，對此他卻並不十分在意。
1879年，22歲的康有為在遊歷過為英國殖民者霸佔了近40年的香港之後，對於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認識，覺得英國人“治國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謂的“夷狄”那樣沒有文化。於是，他開始鑽研西方的科學知識，逐漸成長為當時學術、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據清朝的有關規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給皇帝上書的。康有為不管這些，1888年，身為老百姓的康有為，首次向皇帝上書，分析當時國內和國際的形勢，提出了改革法律、溝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緒皇帝雖然並沒有看到這封上書，但康有為卻贏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廣泛關注，人們開始注意起他來。1890年春，在同學陳千秋的引薦下，年僅18歲的梁啟超前來拜訪已33歲的康有為。此時的梁啟超剛在廣東鄉試中考取第八名舉人，可以說是少年有為；而康有為雖然年齡較大，但因科舉考試不順，此時不過是一名監生而已，在“學歷”上比梁啟超低一格。按照當時的科舉習慣，梁啟超中舉在先，應是康有為的“前輩”，所以梁啟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見面之後，聊了好幾個時辰，梁啟超後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佛教用來形容佛祖說法時的詞語），當頭棒喝之後，使他一時不知所措，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什麼學問。經過一番思考之後，他毅然決定拜監生康有為為師。
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舉動，自然擴大了康有為的影響。於是，不少優秀青年接踵而來，康有為便在長興裏設萬木草堂，聚徒講學。從康有為那裏，梁啟超學到了一些做學問的基本方法，為他以後的學術活動奠定了堅實基礎，“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從此，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梁啟超逐漸成長為康有為的左膀右臂。
梁啟超師從康有為，不僅是他從政生涯的開始，而且也是他進入學問殿堂的起點。他曾說過：“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不過，此時師弟二人在思想上還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過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卻也種下了日後恩怨的種子。
若出兩人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支持下，光緒皇帝頒佈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於慈禧太后的反對，9月21日，維新運動宣告失敗，前後僅僅歷時103天！因1898年為舊曆戊戌年，故這次改革又稱為“戊戌變法”。“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後逃亡到日本。康有為手捧自稱是光緒皇帝縫在衣服裏的所謂“詔書”，繼續宣傳他的保皇保教主張。起初，梁啟超像從前一樣，惟師命之是從，可漸漸地，隨著對西方資產階級著作的大量閱讀，他的政見發生了顯著變化，與從前“若出兩人”。
最主要的變化是他接受了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特別贊同被稱為“最後一個無所不知的人”的英國思想家約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進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並以《自由書》為題，寫下一組文章，宣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認為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是醫治中國痼疾的良方，認為中國若能採納其思想，必將出現大同盛世。
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也從保皇轉向革命，這段時間，他與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的來往開始密切，有時甚至在三更半夜還擁被長談，結果便有了合作組黨的計畫，“擬推（孫）中山為會長，而梁（啟超）副之”。梁啟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康有為，勸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康有為得知梁啟超傾向革命的思想之後，非常生氣，立即嚴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並斥責其宣導革命的錯誤。由於多年來，梁啟超已養成了對康有為的敬意和畏懼，他只得在表面上答應悔改，但實質上並未放棄對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問題上，梁啟超也開始有意擺脫康有為的束縛。早年的梁啟超，在康有為的影響下，常常談論尊孔保教，好朋友黃遵憲和嚴複分別向他說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後，他開始轉變思想。1902年，本著“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的想法，梁啟超公開發表文章，認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從今以後，只有努力保國而已，從“保教党之驍將”轉變為“保教黨之大敵”，受到康有為的嚴厲批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中國應該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是共和制，還是立憲制？當時的人們從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出發，表達出各自的觀點。此時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樣，堅持中國應實行“虛君共和”，但不久，隨著革命的發展，梁啟超便把自己的主張改為“和袁慰革，逼滿服漢”。而康有為依然固執己見，不願與時俱進，康梁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在致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說，數月來，和您議論起時事，總是出現矛盾，很難領會您的意思，最後只能在表面上答應，回到家後，頭痛目眩。“大抵與師論事，無論何人決不能自申其說……師平昔事無大小，舉措乖方之處，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悅誠服，無如何也。”不過，這段時間，梁啟超對康有為雖有不滿，但矛盾沒有公開，只在很小的範圍內為人所知。此後，因對共和與帝制的政見不同，二人之間發生了很大的衝突，梁啟超甚至公開發表文章，批駁老師康有為，二人關係嚴重惡化。
公開辯難1912年元旦，民國成立。對於民國成立後出現的許多問題，康有為“觸目傷心”，非常看不慣。為了恢復封建教化與倫理綱紀，他繼續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調子，將孔子看做國粹和國魂，四處活動，組織孔教會，甚至要尊孔子為教父。在大總統袁世凱的支持下，全國上下，尊孔讀經，甚囂塵上。袁世凱支援康有為尊孔讀經，目的是為其復辟帝制服務，但康有為卻以為只有溥儀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間，康有為就同張勳暗中謀劃，欲復辟清朝。袁世凱復辟帝制，不僅沒讓溥儀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稱洪憲皇帝，康有為當然不能容忍，於是毅然參加討伐袁世凱的護國戰爭。
袁世凱的皇帝美夢僅做了83天，便在全國一片叫駡聲中，嗚呼哀哉了。康有為並沒有從袁世凱的復辟失敗中汲取教訓，相反，他卻加快了讓溥儀復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聯同統率辮子軍的張勳，利用時任國務總理段祺瑞和大總統黎元洪之間發生府院之爭的機會，請溥儀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稱張勳復辟。因復辟有功，康有為被任命為弼德院副院長，並戴上頭品頂戴，沒想到12天后，復辟失敗，名列通緝令中。康有為只得躲在外國使館和租界裏做詩品畫，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後，才敢走出租界。
與康有為積極復辟相反，梁啟超堅決維護民主共和。袁世凱竊取大總統後，梁啟超組織進步黨，一方面欲與國民黨相抗衡，另一方面則欲監督和引導袁世凱走上政黨政治的道路。袁世凱做了大總統之後，覺得不過癮，還想嘗嘗做皇帝的滋味。一班無恥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後，立即組織籌安會，借討論國體問題，為袁世凱復辟帝制搖旗呐喊。針對社會上的這股復辟逆流，梁啟超以他那酣暢淋漓的文筆，揮毫寫下《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派人拿著20萬元的銀票，勸他不要發表這篇文章。梁啟超卻不為利誘，毅然發表。
同時，他還聯合蔡鍔等人，組織護國軍，以武力討伐袁世凱。
1915年12月25日，雲南正式宣佈獨立，拉開了護國戰爭的序幕。在此前後所發表的許多通電，均為梁啟超預先草擬。為了推動廣西軍閥陸榮廷獨立，梁啟超又隻身前往廣西，歷盡千辛萬苦之後，終於迫使陸榮廷於1916年3月15日宣佈獨立，所有重要電文，均為梁啟超草擬。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護國戰爭很快便取得了勝利。
與其師康有為不同，梁啟超不僅反對袁世凱稱帝，而且反對任何形式的復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擋，任何復辟陰謀都不能得逞。當康有為在《上海週報》上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公開主張清帝復辟時，梁啟超立即發表《辟復辟論》，將矛頭直指康有為，明確指出此文的實質是“党袁論”、“附逆論”、“籌安新派”。張勳復辟一發生，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參加武力討伐。他不僅代段祺瑞起草了討逆宣言，而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通電，斥責其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于政局甘苦，毫無所知”。據說通電寫好之後，有人擔心會破壞師生友誼，梁啟超卻理直氣壯地回答道：“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
康有為在張勳復辟失敗後，不僅不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將怨氣發洩在梁啟超身上，咒駡他為“梁賊啟超”，將他比喻為專食父母的梟獍，並做詩斥責：“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逢蒙曾向後羿學習過射箭技術，後來卻害死後羿。）康有為通過這首詩表達對弟子梁啟超的憤怒。
貌合神離康梁公開辯難及交惡之後，劉海粟等人積極從中斡旋，二人關係有所緩和。1922年，康有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啟超曾親往弔喪，但這不過僅維持著師弟之誼而已。1927年，康有為70歲生日，康門弟子齊集上海祝壽，梁啟超雖然因事未來，但卻托人送來壽聯和壽文。在壽聯裏，梁啟超暗將康有為比做孔子，極得以“聖人”自居的康有為的喜好。在壽文裏，梁啟超深情地回憶起早年在萬木草堂學習的經歷及師弟之間真摯的情感，感謝 先生的教誨之恩，並高度評價了康有為對當時及以後的影響。
祝壽的喜慶氣氛尚未散盡，3月31日，康有為便逝世於青島。梁啟超聞訊之後好生傷感，因見他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趕緊電匯去幾百塊錢，作為賻禮。4月17日，梁啟超聯合康門弟子，在北京設靈公祭，含淚宣讀悼文。在這篇情深義濃的悼文裏，梁啟超肯定了康有為早年的歷史貢獻，但也委婉地批評了他在復辟帝制上的錯誤。
晚年的康有為和弟子梁啟超之間關係有所緩和，但表面上誠摯的師生友誼並不能掩蓋二人政治立場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為依然沒有從溥儀復辟失敗中汲取教訓，繼續鼓吹尊孔復辟。1924年10月23日，溥儀被馮玉祥趕出故宮，康有為則指責道：“挾兵搜宮，何以立國？”並不顧年邁體弱，由上海趕往溥儀在天津的住所張園，“覲見聖躬”。溥儀生日時，康有為再赴張園祝壽。康有為70壽辰的前一日，溥儀遣人送來“嶽峙淵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賀。康有為受寵若驚，“當即恭設香案，望北叩謝天恩”。
對於當時蓬勃發展的大革命運動，他則稱之為暴亂，“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還致電反動軍閥張宗昌，要他先發制人，“用重兵”，對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軍。
與康有為相比，梁啟超卻反對復辟倒退，維護共和，追求立憲，他認為歷史是在不斷進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國複現，自從清帝退位以後，“我敢說，已經掛上的民國招牌，從今以後千千萬萬年再也不會卸下，任憑你像堯舜那麼賢聖，像秦始皇、明太祖那麼強暴，像曹操、司馬懿那麼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有人答應”。儘管民國還存在種種黑暗，並不是真正的民國，但總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堅信社會潮流浩浩蕩蕩，一往無前，民國比封建進步，這種觀點比起康有為的復辟論調，要進步得多。
康梁之間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啟超曾從思想、性格及思維方式上找原因，認為康有為“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應該說，梁啟超的這種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人民論壇》 (2004年 第六期)
人民出版社副編審、歷
康、梁關係的演變是耐人尋味的。應該說，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國歷史上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人物，都曾為使中國由封建制度轉向資本主義制度做出過自己的貢獻。然而，在歷史的轉折與大變革面前，一個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絕接受新事物和新變化；一個善於吸收，因時而變，努力掙脫傳統事物與文化的束縛，師生的分歧乃至最後分裂是理所當然的。
康有為是梁啟超治學和從政的導師，二人均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與近代歷史的發展進程息息相關。
一唱一和康有為出生在世代學習理學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聰明，但對科舉考試興趣不大，多次參考，均名落孫山，對此他卻並不十分在意。
1879年，22歲的康有為在遊歷過為英國殖民者霸佔了近40年的香港之後，對於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認識，覺得英國人“治國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謂的“夷狄”那樣沒有文化。於是，他開始鑽研西方的科學知識，逐漸成長為當時學術、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據清朝的有關規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給皇帝上書的。康有為不管這些，1888年，身為老百姓的康有為，首次向皇帝上書，分析當時國內和國際的形勢，提出了改革法律、溝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緒皇帝雖然並沒有看到這封上書，但康有為卻贏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廣泛關注，人們開始注意起他來。1890年春，在同學陳千秋的引薦下，年僅18歲的梁啟超前來拜訪已33歲的康有為。此時的梁啟超剛在廣東鄉試中考取第八名舉人，可以說是少年有為；而康有為雖然年齡較大，但因科舉考試不順，此時不過是一名監生而已，在“學歷”上比梁啟超低一格。按照當時的科舉習慣，梁啟超中舉在先，應是康有為的“前輩”，所以梁啟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見面之後，聊了好幾個時辰，梁啟超後來追憶這段往事時說，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佛教用來形容佛祖說法時的詞語），當頭棒喝之後，使他一時不知所措，以前所學的不過是應付科舉考試的敲門磚而已，根本不是什麼學問。經過一番思考之後，他毅然決定拜監生康有為為師。
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舉動，自然擴大了康有為的影響。於是，不少優秀青年接踵而來，康有為便在長興裏設萬木草堂，聚徒講學。從康有為那裏，梁啟超學到了一些做學問的基本方法，為他以後的學術活動奠定了堅實基礎，“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從此，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梁啟超逐漸成長為康有為的左膀右臂。
梁啟超師從康有為，不僅是他從政生涯的開始，而且也是他進入學問殿堂的起點。他曾說過：“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不過，此時師弟二人在思想上還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過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卻也種下了日後恩怨的種子。
若出兩人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的支持下，光緒皇帝頒佈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於慈禧太后的反對，9月21日，維新運動宣告失敗，前後僅僅歷時103天！因1898年為舊曆戊戌年，故這次改革又稱為“戊戌變法”。“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後逃亡到日本。康有為手捧自稱是光緒皇帝縫在衣服裏的所謂“詔書”，繼續宣傳他的保皇保教主張。起初，梁啟超像從前一樣，惟師命之是從，可漸漸地，隨著對西方資產階級著作的大量閱讀，他的政見發生了顯著變化，與從前“若出兩人”。
最主要的變化是他接受了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特別贊同被稱為“最後一個無所不知的人”的英國思想家約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進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並以《自由書》為題，寫下一組文章，宣傳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認為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是醫治中國痼疾的良方，認為中國若能採納其思想，必將出現大同盛世。
在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下，梁啟超的政治主張也從保皇轉向革命，這段時間，他與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的來往開始密切，有時甚至在三更半夜還擁被長談，結果便有了合作組黨的計畫，“擬推（孫）中山為會長，而梁（啟超）副之”。梁啟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學，聯名致函康有為，勸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康有為得知梁啟超傾向革命的思想之後，非常生氣，立即嚴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並斥責其宣導革命的錯誤。由於多年來，梁啟超已養成了對康有為的敬意和畏懼，他只得在表面上答應悔改，但實質上並未放棄對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問題上，梁啟超也開始有意擺脫康有為的束縛。早年的梁啟超，在康有為的影響下，常常談論尊孔保教，好朋友黃遵憲和嚴複分別向他說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後，他開始轉變思想。1902年，本著“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的想法，梁啟超公開發表文章，認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從今以後，只有努力保國而已，從“保教党之驍將”轉變為“保教黨之大敵”，受到康有為的嚴厲批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
中國應該實行什麼樣的政治體制？是共和制，還是立憲制？當時的人們從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出發，表達出各自的觀點。此時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樣，堅持中國應實行“虛君共和”，但不久，隨著革命的發展，梁啟超便把自己的主張改為“和袁慰革，逼滿服漢”。而康有為依然固執己見，不願與時俱進，康梁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在致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說，數月來，和您議論起時事，總是出現矛盾，很難領會您的意思，最後只能在表面上答應，回到家後，頭痛目眩。“大抵與師論事，無論何人決不能自申其說……師平昔事無大小，舉措乖方之處，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悅誠服，無如何也。”不過，這段時間，梁啟超對康有為雖有不滿，但矛盾沒有公開，只在很小的範圍內為人所知。此後，因對共和與帝制的政見不同，二人之間發生了很大的衝突，梁啟超甚至公開發表文章，批駁老師康有為，二人關係嚴重惡化。
公開辯難1912年元旦，民國成立。對於民國成立後出現的許多問題，康有為“觸目傷心”，非常看不慣。為了恢復封建教化與倫理綱紀，他繼續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調子，將孔子看做國粹和國魂，四處活動，組織孔教會，甚至要尊孔子為教父。在大總統袁世凱的支持下，全國上下，尊孔讀經，甚囂塵上。袁世凱支援康有為尊孔讀經，目的是為其復辟帝制服務，但康有為卻以為只有溥儀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間，康有為就同張勳暗中謀劃，欲復辟清朝。袁世凱復辟帝制，不僅沒讓溥儀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稱洪憲皇帝，康有為當然不能容忍，於是毅然參加討伐袁世凱的護國戰爭。
袁世凱的皇帝美夢僅做了83天，便在全國一片叫駡聲中，嗚呼哀哉了。康有為並沒有從袁世凱的復辟失敗中汲取教訓，相反，他卻加快了讓溥儀復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聯同統率辮子軍的張勳，利用時任國務總理段祺瑞和大總統黎元洪之間發生府院之爭的機會，請溥儀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稱張勳復辟。因復辟有功，康有為被任命為弼德院副院長，並戴上頭品頂戴，沒想到12天后，復辟失敗，名列通緝令中。康有為只得躲在外國使館和租界裏做詩品畫，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後，才敢走出租界。
與康有為積極復辟相反，梁啟超堅決維護民主共和。袁世凱竊取大總統後，梁啟超組織進步黨，一方面欲與國民黨相抗衡，另一方面則欲監督和引導袁世凱走上政黨政治的道路。袁世凱做了大總統之後，覺得不過癮，還想嘗嘗做皇帝的滋味。一班無恥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後，立即組織籌安會，借討論國體問題，為袁世凱復辟帝制搖旗呐喊。針對社會上的這股復辟逆流，梁啟超以他那酣暢淋漓的文筆，揮毫寫下《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派人拿著20萬元的銀票，勸他不要發表這篇文章。梁啟超卻不為利誘，毅然發表。
同時，他還聯合蔡鍔等人，組織護國軍，以武力討伐袁世凱。
1915年12月25日，雲南正式宣佈獨立，拉開了護國戰爭的序幕。在此前後所發表的許多通電，均為梁啟超預先草擬。為了推動廣西軍閥陸榮廷獨立，梁啟超又隻身前往廣西，歷盡千辛萬苦之後，終於迫使陸榮廷於1916年3月15日宣佈獨立，所有重要電文，均為梁啟超草擬。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護國戰爭很快便取得了勝利。
與其師康有為不同，梁啟超不僅反對袁世凱稱帝，而且反對任何形式的復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擋，任何復辟陰謀都不能得逞。當康有為在《上海週報》上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公開主張清帝復辟時，梁啟超立即發表《辟復辟論》，將矛頭直指康有為，明確指出此文的實質是“党袁論”、“附逆論”、“籌安新派”。張勳復辟一發生，梁啟超立即隨段祺瑞誓師馬廠，參加武力討伐。他不僅代段祺瑞起草了討逆宣言，而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反對通電，斥責其師為“大言不慚之書生，于政局甘苦，毫無所知”。據說通電寫好之後，有人擔心會破壞師生友誼，梁啟超卻理直氣壯地回答道：“師弟自師弟，政治主張則不妨各異，吾不能與吾師共為國家罪人也。”
康有為在張勳復辟失敗後，不僅不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將怨氣發洩在梁啟超身上，咒駡他為“梁賊啟超”，將他比喻為專食父母的梟獍，並做詩斥責：“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逢蒙曾向後羿學習過射箭技術，後來卻害死後羿。）康有為通過這首詩表達對弟子梁啟超的憤怒。
貌合神離康梁公開辯難及交惡之後，劉海粟等人積極從中斡旋，二人關係有所緩和。1922年，康有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啟超曾親往弔喪，但這不過僅維持著師弟之誼而已。1927年，康有為70歲生日，康門弟子齊集上海祝壽，梁啟超雖然因事未來，但卻托人送來壽聯和壽文。在壽聯裏，梁啟超暗將康有為比做孔子，極得以“聖人”自居的康有為的喜好。在壽文裏，梁啟超深情地回憶起早年在萬木草堂學習的經歷及師弟之間真摯的情感，感
祝壽的喜慶氣氛尚未散盡，3月31日，康有為便逝世於青島。梁啟超聞訊之後好生傷感，因見他身後蕭條得萬分可憐，趕緊電匯去幾百塊錢，作為賻禮。4月17日，梁啟超聯合康門弟子，在北京設靈公祭，含淚宣讀悼文。在這篇情深義濃的悼文裏，梁啟超肯定了康有為早年的歷史貢獻，但也委婉地批評了他在復辟帝制上的錯誤。
晚年的康有為和弟子梁啟超之間關係有所緩和，但表面上誠摯的師生友誼並不能掩蓋二人政治立場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為依然沒有從溥儀復辟失敗中汲取教訓，繼續鼓吹尊孔復辟。1924年10月23日，溥儀被馮玉祥趕出故宮，康有為則指責道：“挾兵搜宮，何以立國？”並不顧年邁體弱，由上海趕往溥儀在天津的住所張園，“覲見聖躬”。溥儀生日時，康有為再赴張園祝壽。康有為70壽辰的前一日，溥儀遣人送來“嶽峙淵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賀。康有為受寵若驚，“當即恭設香案，望北叩謝天恩”。
對於當時蓬勃發展的大革命運動，他則稱之為暴亂，“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還致電反動軍閥張宗昌，要他先發制人，“用重兵”，對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軍。
與康有為相比，梁啟超卻反對復辟倒退，維護共和，追求立憲，他認為歷史是在不斷進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國複現，自從清帝退位以後，“我敢說，已經掛上的民國招牌，從今以後千千萬萬年再也不會卸下，任憑你像堯舜那麼賢聖，像秦始皇、明太祖那麼強暴，像曹操、司馬懿那麼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有人答應”。儘管民國還存在種種黑暗，並不是真正的民國，但總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堅信社會潮流浩浩蕩蕩，一往無前，民國比封建進步，這種觀點比起康有為的復辟論調，要進步得多。
康梁之間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啟超曾從思想、性格及思維方式上找原因，認為康有為“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應該說，梁啟超的這種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人民論壇》 (2004年 第六期)
